蛋形蜗居的厕所在哪里啊 ?

我想应该是白天在单位或是附近有公共厕所，现在这个天气，晚上那个就应该是在屋里面用痰盂(或可以当马桶用的其他的用具加盖儿)解决了吧，人活着不容易啊，确切的说应该是“穷人”不容易啊，可又有几个人是“富人”呢，不过没办法，还得活啊，知足常乐吧，祝我们大家健康快乐，呵呵。美家网

对于北京，印象深刻的有“一蛋一巢”，蛋是国家大剧院，巢是北京奥运主场馆鸟巢，这“一蛋一巢”共同孕育孵化了现代城市光鲜的文明。不过，透过北漂青年的“蛋形蜗居”，却让我们洞见城市繁华背后的苍凉民生，让人难以“蛋定”。尽管国运日渐昌盛，但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，蚁族、蜗居的出现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反映的正是民生多艰、底层难以向上流动的窘境。作为蚁族文化的符号，唐家岭已在城市拆迁中化为记忆，但是蜗居文化却并未因此消亡。无论是集装箱蜗居还是蛋形蜗居，一方面体现的是底层人群的坚毅;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会发现，底层的困境依旧不容忽视。北京的冬天寒意逼人，而“蛋壳”里的生活更是让人倍感苍凉，难有温暖可言。戴海飞乐观地称很享受“蛋壳”里的生活，但是“享受”的背后充满几许无奈、几许挣扎，个中的辛酸恐怕会让不少人感同身受。他们的坚毅和乐观固然令人心生敬意，但背后的挣扎社会却不能视而不见。“蛋形蜗居”里孕育的不是幸福，而是被扼杀的理想和青春。光鲜的城市，却生下了蜗居的怪蛋;缺乏民生体温的蛋壳里，囚禁的是幸福和理想。面对蛋形蜗居，我们不能继续“蛋定”下去，而应让幸福和理想在民生的“春天里”顺利地孵化。民生的温度才能孵化出百姓的幸福，民生的暖阳才能驱散光鲜背后的晦暗和阴冷。

戴海飞的老家在湖南邵阳的乡下，父亲在建筑工地干活，母亲在一家公司做清洁工。戴海飞在湖南城市学院读的建筑学，从网上找到北京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实习，毕业后就留了下来。他说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却仍然在奔波，希望给他存钱娶媳妇，“他们不知道以他们的工资水平，在北京买套房需要工作两三百年。”

“即使在北京租房，价格也让我难以接受。”戴海飞介绍，年初，在公司的“双年展”上，展示了一个设计项目，叫做“城市下的蛋”，即可以移动的蛋形小屋。“我希望有自己造的房子，这个设计正好符合我的要求。”戴海飞说，他决定利用公司的设计概念，给自己造一座房子。

随后，戴海飞跟表哥借了6400多块钱，作为买材料的成本，在几名学弟学妹的帮忙下，忙碌了一两个月，造出了这座蛋形小屋。国庆节结束后，戴海飞花了三千多元，把小屋从老家运到了公司楼下。白天，他在公司里工作、学习，晚上12点，从楼上的公司下来，钻进小屋睡一觉，早上8点起床，上楼就是公司。只是进入冬季后，小屋越发冷了，晚上大概只有3、4℃。“我有蓄电池，每个月到公司充一次电，晚上冷了就用电热毯。”

“不租房，我也是‘月光族’，但我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。”戴海飞说，他已经在小屋里住了快两个月，因为没有房租的负担，现在，他偶尔还能去咖啡厅享受“小资生活”。